我们在商业中确实负有一种使命。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它，而不必为发现这种使命而遗憾。就像一首乡村歌曲唱的那样：“你必须站起来承担点什么，否则你会趴下去失去一切。”——罗伯特·高伊苏埃塔(可口可乐公司总裁)

　　乔治·W·布什很愿意以一位首席执行官的身份成为美国总统。在会见迈克尔·戴尔等新经济领袖时，这位哈佛1978届MBA暗示着，他们正一起领导着这家叫“美国”的超级公司。在CNN的摄像机镜头前，缺乏的个人魅力的布什总统，在斯科的约翰·钱伯斯的坦然、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斯蒂夫·凯斯的贪婪与坚毅面前，一下子黯然失色了。疑问在瞬间出现：谁在领导世界？

　　杰夫里·E·加登，用“商业政治家”来形容今天的企业领袖们。这位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访问了40位当今美国最有影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从AOL、AT&T到邦诺书店、高盛投资银行……在加登看来，首席执行官们在世界舞台上正在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他们的影响力早已渗透出商界，而进入政治、全球化、环保、贫困等诸多领域。跨国公司几乎比传统民族政府更能改变普通人的生活。这些在全球飞来飞去的领导者，正在象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监护者、托马斯·杰斐逊声称的开明贵族在历史的地位一样，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统治阶级。最近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定，商业的影响力过大。

　　在加登看来，或许80年代之前的首席执行官只需要盯着他的公司，稳定地制造产品，为股东创造利润就足够了。但今天，企业领袖们一方面得盯着产品，他同样要关注华尔街股票分析家的看法，关注他在亚洲、欧洲的分公司员工状态，突然出现的新公司的竞争，甚至要预测拉丁美洲是否会发生革命。

　　全球化与互联网革命使得首席执行官们疲惫不堪。前者迫使公司与全世界的公司进行竞争，曾经的地域隔阂打破了，同行的概念被极大的延展开。而后者，大大降低了公司运作的基本成本，刺激了创新能力，那些聪明的小伙子凭借漂亮的创意与风险投资，不留情面地威胁着老牌公司的统治地位。就象全美最大的连锁书店邦诺集团的老板莱纳多·瑞吉尔所说，这是个多变的时代，一切都处于游戏状态中。首席执行官们越来越短的任期表明了这种游戏的残酷性，《财富》杂志的调查显示，这个职位的平均任期已由80年代的十几年，变成今日的十几个月。竞争的加剧，与商业环境的变迁，使得杰克·韦尔奇那样的20年任期成为不朽的神话。

　　AT&T总裁迈克·阿姆斯特朗的经历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变迁的剧烈性。这位曾在IBM、休斯公司担任过高级职位的业界领袖说，93年之前，他在IBM任职时，看到了计算机市场由大型机完全转向PC，微软这样的当初的小不点成为了新巨人；接着他来到制造卫星的休斯公司，谁也想不到这项一直用作军事目的技术，迅速被媒体公司普及，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象五角大楼一样成为重要客户；来到AT&T，通讯领域革命甚至更为惊人，客户对宽带象“性”一样沉溺。广播用15年时间争取到5千万用户，电视用同样的时间吸引到同样的观众，而互联网仅用6年就让1亿人深陷其中。

　　严峻的挑战让首席执行官们陷入严重的不安中。他们没有精力理会杰夫里·E·加登的责怪：这些企业领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世界所富的使命与责任感。为了保住职位，企业领袖们无法关注更长远的方向，他们双眼紧盯着利润与股票，甚至否认使命感。鲁伯特·默多克的直截了当很有代表性：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的唯一责任，假装别的角色是不诚实的。

　　曾任克林顿政府高级官员，如今身处耶鲁的杰夫里·E·加登在看问题方式上，显然比奔波在利润第一线的默多克们更富全局感。他更倾向于企业利润是为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而非为了利润而利润。减弱贫富差距、建设公共设施、教育改革、改善环境，这些曾经的政府性事物，可能即将成为未来企业的一部分。我们早已默认的商业的利润游戏规则可能面临修订，全球市场正在取代单一国家，语言的障碍、民族的差异正在被打破。企业的角色也必须转化。

　　历史给我们的提醒是，英国在1640年至1720之间，美国在1860年—1920年之间的类似转变。前者是英国乡村的城市化，纺织业主取代了农庄主；而后者则是，地方公司扩展成全国性的公司，个人有能力累计巨额财富，J·P·摩根、安德鲁·卡内基这样的亿万富翁。在J·P·摩根出现前，美国政府的规模小得可怜，甚至没有统一的金融体系，也无力进行全国性的公益事业。商业力量的提升与战争一样，成为促使美国政府迅速扩张的催化剂。

　　而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使民族政府不知所措。消费市场使我们首先是高露洁牙膏的消费者，然后才是身处中国的北京人。产品消费者与产品制造者成为最主要社会关系，公司与个人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它负责你的工作环境、生活方式、甚至思想形态。一位在国贸写字楼里上班、在宜家买东西、看好莱坞盗版碟的中国小姐，最息息相关的肯定那些大型公司。

　　对于高盛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来说，投资银行的最近的变化令人瞠目。公司的职员由70年代2200名扩张大今日的15000名，从前只有32人驻外，而今天一半以上的职员遍布亚洲、欧洲。公司必须时刻关注当地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问题，印尼的分公司无法不为苏哈托政权的动荡而担忧。政治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将由“世界政府”来管理关联紧密的地球事物。但不管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旧软弱。这使得分支遍布全球的福特、GE的首席官们更适合于矛盾协调工作。他们是更富实力的“政治家”。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尽管它不尽光彩。大型公司不是纷纷通过提供资金的方式，来影响政治局势了吗？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身处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的转移过程。大量法律、游戏规则正在失效，而商业活动已经确信成为新规则的主要推动者。况且，今日的企业领袖们早已不是一个世纪前的卡内基与洛克菲勒那样的深居简出，他们象电影明星一样炽手可热，拉里·埃利森的游艇象迈克·道格拉斯的婚姻一样受关注。他们有实力、更有强大的公众形象，来参与规则的制定与改变。比如在面对全球环境危机面前，壳牌石油公司的重要性是与英国政府同样重要的。

　　在古典经济学中，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支配了一切，商人们只有专心于利润，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今天，复杂的形势显然已打破了这种单纯。世界需要越来越多的“中间道路”。在柏拉图选择了哲学家、托马斯·杰斐逊选择了开明贵族、罗斯福、丘吉尔选择了政治家之后，这个时代选择了首席执行官——商业政治家，做为世界的新领袖。但是，杰弗里·E·加登的调查与研究让我们忧虑，我们的新领袖们似乎对此毫不在意，他们象默多克一样相信，我干吗要管一个普通的非洲人过得怎么样，我只在乎《太阳报》的发行量是否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