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服务于国内一家知名建筑地产企业，董事长的一段讲话给项目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公司发展必须依靠企业文化统领下的三大核心竞争力：

1、核心团队；

2、核心技术；

3、盈利模式（可复制模式）。

同时，经过大量调研，我们发现该企业高度强调技术创新和应用，强调核心技术的战略作用。曾经十余年的时间里，公司改制（核心机制的确立）给公司的快速发展同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时至今日，多数领导认为母子公司的股权设置和顶层治理业已不适应公司未来发展的要求。母子公司管控体系、项目管控体系、薪酬绩效制度等机制设计业已影响到企业的动力、活力、能力和效率提升。这不得不激发项目组更多的思考：针对特定企业而言，体制机制变革和技术创新到底有何关系？二者对于企业发展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从国家和人类社会层面看，任何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最重要的推动力始终是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而这二者的融合又导致了历史上每一次最重大的经济变革。

《全球通史》反复印证了上述这一原理，并一再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现代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之上，一旦人民掌握并创造性地应用这些技术，就会释放出难以预见的巨大能量，不仅会全面地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也将改造整个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将社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文明发展阶段。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综观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根源在于--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笔者高度认同《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即随着人类关于基因结构和功能的知识不断增加，人类很快就能够既改变其所处的环境，又改变自己的基因。当人类运用其超凡的大脑去改变其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基因，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任由环境改变生物的基因的时候，他就已经远远超出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了。

但是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人类现在显得不能控制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为什么人类日渐觉得自己创造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按照作者的观点，答案似乎在于基因进化和文化进化的根本差别。基因进化通过基因突变起作用。如果一个物种的基因突变符合自然选择的要求，它就可能成为地球上占统治地位的物种。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进化通过引入新工具、新思想或新制度能够（并且已经）在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社会。我们看看蒸汽机是如何在19世纪时改变了整个世界，看看内燃机在20世纪中是如何发挥其功用，再看看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基因技术又是如何使得我们的环境大为变样，你就不难理解爱因斯坦为何要警告我们：人类现在面临的要么是新的“思维方式”，要么是“空前的灾难”。

关键问题似乎在于，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须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造成这个时间差的原因在于：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会被人类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容易遭受抵制。这就解释了当今社会的一个悖论：虽然人类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但却不能使自己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人类居住。

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机制、制度变革，还是机制、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目前大家的共识是先是相互作用，最后共同促成了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对于特定的企业而言，技术创新很重要，按照前述观点来看，机制、制度创新同样重要。

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组织、企业），即利用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哪些在其活动范围中占据优势、并不断扩展其活动范围的种类。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其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的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

总而言之，这就要求我们具体的企业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进行自我变革，尤其是事关核心利益机制的提升和变革，以使其更好的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开发、调动和整合各方资源，为我所用，以使我们成为适应性最强的种类，从而立于竞争当中的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