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许多有关经济应如何运行的固有观念显然已被搁在了一边。在德国，危机已升级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有人诊断道：正如我们所知，我们正目睹金融世界的终结。而就在不久前，还有人为美联储(Fed)前出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时代欢呼，称其实现了新的经济形式。有人开出了药方，呼吁复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时也被称作“新资本主义”。危机应该会成为金融行业的一剂“泻药”，但也存在对危机反应过度的风险。

我们已经掌握了所需的理念手段，以确立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遵循的合理规则，这种规则将提高透明度、信誉度和信任度。我们知道如何推行旨在维护稳定的货币政策。我们需要重振求稳和负责的企业文化。个人激励应奖励长期成就，避免短视的过度行为，并对无节制的冒险予以惩罚。我们也知道，坚持有关竞争、政府援助和贸易方面的规定，可以防止短期的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冲动损及竞争和贸易方面的长远利益。我们的社会体系应保护市场参与者免受市场动荡的不利影响——但并非是以牺牲市场灵活性为代价。以上原则构成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核心思想，二战后德国经济的崛起就植根于这一模式。

无论从短期危机管理还是长期决策角度而言，政策制定者、银行家、投资者和选民都必须弄清楚，世界经济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目前我们已经找出了住房和金融泡沫形成的部分起因：宽松的货币政策；住宅市场刺激政策失当；对金融机构缺乏监管，由此导致了影子银行体系的形成；银行内部的激励及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以及评级机构和金融市场监管的失效。

有人也提到了其它一些问题：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醉心于一个“零风险”的新金融体系，以及对新的金融工具缺乏了解。要避免源自于这些人类固有天性的严重系统性风险复发，需要相应的规则，设定明确有力的激励措施。

随着泡沫破裂及金融市场危机扩散到实体经济，全球各国央行和政府都已采取措施，以恢复对金融市场的信任，并减轻经济衰退。在我看来，专注于推动长期增长和维护财政责任的措施十分必要。因此，德国的经济刺激方案——规模位居欧盟国家之首——就结合了政府对基础设施的额外投资，以及减少税收及社保缴纳费用的举措。同时，联邦政府已同意收紧宪法中财政赤字方面的规定，以保证公共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

不能让这场危机成为临时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掩护——甚至在更糟糕的情况下，导致干预行为激增或工业政策全面抬头，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所有经济刺激举措最起码应该做到不含歧视性和以规则为基础。过去50年来，欧洲反垄断法规作为欧洲经济法的内在组成部分，很好地适应了欧洲和德国的需要。眼下，在坚守规则和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则更为重要。即便是出于系统性风险和公共管制考虑，不得不采取了干预之举，也必须将其限制在金融业之内。由于政府通常缺乏大规模运营企业的专业经验和人员，我们应在干预之前想好退出策略。

繁荣和萧条交替循环，是市场经济的固有特性，无法完全避免。目前，政府需要努力降低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同时避免不必要地抑制金融创新。要做到这一点，方式之一是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这场冲击金融业的危机。另一种方式是改革金融业的规则，并建立新的规则。

全面改革应以三条原则为指针：首先，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强化银行内部风险管理，以及评级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的风险监督，从而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其次，为防止道德风险上升，必须就如何处理对系统构成影响的相关问题银行制定方案，确保由管理层和股东承担最大的责任。第三，今后出台的规则，应尽量把所有系统参与者涵盖其中，以避免出现监管漏洞。

经济危机通常会使政治辩论两极化。政治家们很难解释，为何用纳税人的钱拯救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银行家们拿着奖金——却任凭实体经济里的受害者破产。无论是欧洲大陆还是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式的市场经济，要想拥有美好的前景，其前提是：政府必须解释经济政策，找出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并为公民提供平等的经济机会。